我们关注这一进展并为之叫好。虽然说，在一些产油大国，收取暴利税的做法已较为普遍，特别是在石油价格上涨时，国家通过征收暴利税，将石油的溢价部分收归财政，用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失衡。但中国开征暴利税的意义不止于此，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标志着国家一整套成品油定价体系方案将陆续出台。

　　国内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一直备受争议，政府也一直试图对之进行改革，但进展并不十分顺利。甚至某些时候，改革背后激烈的博弈达到“白热化”。譬如去年夏天发生在华南地区的“油荒”事件，就被媒体指责为是石油企业挟垄断之利行操纵之实的“证据”。

　　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在频频发生的石油企业与国家发改委之间的价格“争夺战”中，石油公司总是表现出极为迫切的“市场化”取向，他们要求涨价的最大理由就是国内外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而更多地站在全局角度考虑和决策的发改委则担心，成品油价格上涨过快，其他行业无法承受。

　　出于对垄断特权本能的反感，舆论近乎一边倒地对石油企业口诛笔伐—这并非没有道理，近年来，石油企业利润之丰厚，已经到了令人乍舌的地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土地等一系列重要生产要素价格的非市场化，并不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因此，无论是从推动市场有序发展，还是促使政府职能归位的角度来看，加快推行全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命题。

　　改革的最大难点，应该说依然在于利益分配，如部门利益以及依附于此的集团利益，即他们不愿放弃依靠行政垄断权力以获取巨大潜在收益。国家发改委在成品油价格问题上的尴尬处境，其实是由体制本身造成的。为了维护国有资产的权益，为了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被迫以强化垄断来自我获利；反过来，垄断企业亦可能会利用这一点，掉转头来“挟持”政府，“挟持”消费者。

　　所以，解决我国现有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的缺陷，需要改变政府目前在市场中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身份，让其成为超脱于市场交易双方的仲裁者。因为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行政垄断而寻求的国有企业利益最大化，难免会出现以牺牲社会利益最大化为代价。这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效运转，但缺乏长久、稳定的支撑和动力，最终会因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陷入困境。

　　不过，暴利税的开征，标志着政府逐渐退出利益链条，回归其公共产品提供者本来角色的良性态势。从眼下的情况来看，成品油价格逐渐走向市场化后，下游消费者的成本支出将有所增加；但是，自然垄断型企业的利润组成并不尽然合理(譬如说，尽管从去年7月1日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调高油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但原油资源从价税率仍然仅为1.5%，远远低于10%的全球平均水平)。因此企业的超额利润应当留在政府手里，由政府支配去完善公共事业，回报消费者，而暴利税的开征正是此意图的政策体现。未来不断推进中的成品油定价体系改革，也应该始终坚持这种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