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歧视？

  在社会学博士董一格看来，这种自我选择的背后是一种“自我边缘化”——“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问一个男的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他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历：考上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转到香港大学读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硕士。但优秀如她，还是经常无法对一个问题给出满意答案：啥时候结婚。

  这似乎是女性必答题之一。“我们的文化价值里有一些对两性的预设，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了这种不平等的逻辑。”她说。

  而在上升渠道看似公平敞亮的象牙塔里，性别歧视也通常是完全不自觉的。

  王立铭的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校园里。绝大多数女性受访者在学术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性别歧视的存在。而与之相反，大多数受访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性别歧视问题的存在。

  在女生们看来，这种歧视是隐形的，包裹在善意里。

  杨景的老师曾对她表示出殷切期望：“你虽然是女生，但希望你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杨景很受激励，但同时也隐隐约约感到，这默认了女生一般情况下对自己要求不高。

  而王立铭身边也充满了类似偏见：“对女生就多照顾点”“女生不适合读博士了，读个硕士找个稳定工作最靠谱”……

董一格和其他有留学经历的女性朋友在一起吐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么不正确的话来？

  在美国留学时，她身边的教授对性别问题非常敏感。这也自然，任何不当的言论都会遭到舆论攻击，甚至有可能被起诉。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因为性别歧视言论而遭到炮轰，被迫辞职。

  她较真儿，经常在网上与带有歧视色彩的言论吵架。有趣的是，吵架的帖子里她的支持者寥寥，而私信箱里却经常收到长篇的鼓励。

  “大家其实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不愿意公开表达出来。”董一格分析。

  “巨大的文化压力下，没人愿意做一个trouble maker（挑事者）。”她说。

“雄性的领地”？

  即使现在对性别问题关注如王立铭，也不会在同事聚会时“与人较真”。那些不合适的话，听过也就听过了，并不好做纠正。

  歧视在孩子成长期就存在了。王立铭从小常听见老师说，“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绩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学理科”。当时的小男孩并没有觉得有问题，反而还生出一种优越感。直到进入大学，和许多女科学家共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能力的成见毫无道理。

  当做了爸爸，他开始担心：女儿也会听到这些错误的暗示，怎么办？

  而即使是精英高校的学子，也无法完全摆脱来时的土壤。他的实验室里有很多优秀的女生，想法新，很会设计试验、分析问题。而当毕业抉择时，她们中的一些最终选择了离开校园，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纵使对科研仍有留恋。

  王立铭惊讶地发现，这些女生家庭的重男轻女意识强烈，即使女儿进入名校，还是无法扭转。

  他说，在整个社会文化的预设里，科研本来就是片“雄性领地”——“大部分人谈到科学的时候，第一反应想到的八成是一个老头子，很睿智深沉”。

  董一格觉得，在这样的预设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径之一是完全抹杀女性身份。

  这已经被验证可以成功。在一次科学家会议上，一位生育了三个孩子的85岁老科学家坦言，除了在“三八节”，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性。

  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扯掉性别标签的尝试。而社会回应的另一笑话则更加不友善：“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这个评价曾经让杨景一度很不舒服。她还是尝试着让自己“习惯”起来，甚至在别人提起前主动自我调侃。但是，当工作结束，现实与未来的压力一同袭来，她还是会感到迷惘：我能走到哪一步？

  著名女数学家王小云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自己很想像男同事们一样，下班可以喝酒聊聊工作。但她还需要买菜做饭接孩子，身边的妈妈都无法与她聊数学。于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做家务，一边思考数学问题。

  在董一格看来，这是一个属于男性的世界。她很烦别人提起“男女还不平等，女性都要爬到男性头上了”，或是“我们家我老婆做主，这还不女权吗？”

  她学习社会学，认为看清一切关系的切入点是利益——当最前沿的研究、最受关注的项目都由男性主导时，男性掌握着结构性优势。

  王立铭不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他也感慨：“无论是研究方向、专业、学科、领域，只要是比较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临问题。所以你说女性都消失了，她们其实不光是从学术界消失，还是从大多数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在董一格看来，现在中国经历的，美国已经历过一遍了。

  她曾经雄心勃勃地找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社会学家介绍自己的课题，和中国性别不平衡有关的研究。老师表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新，因为美国学术界已经历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

  她的很多老师都是50多岁的女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的博士，那时学术圈内发起的女性运动正在开花结果，哈佛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校长，美国社会学学会连续产生几位女主席。

  她期盼着目前对性别议题的关注能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变化终究是在发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0 年评审工作中首次提出“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政策。自2011年起，将青年科学基金中女性申请年龄上限放宽到40岁，较男性的35岁增加了申请机会。2012年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中，将女性申请年龄上限设定为40岁，较男性的38岁增加了2年的申请机会。

  在国外，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NSF）设立的玛丽·海姆项目，只面向那些“由于家庭责任或配偶迁徙而中断或延迟了自身职业发展的”女性。荷兰研究理事会的一项计划，则帮助较低职称的女性开展科研项目。

  董一格是个河南姑娘，中学时转入北京，对自己的口音特别敏感，经常被对“外地人”的调侃伤害。再后来辗转求学，她逐渐意识到，对抗所有的歧视，无论是针对地域、种族还是性别，都需要更多一点警惕和敏感。

  “改变就从公共舆论中明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开始吧。”她说，“我们需要一点‘政治正确’。”

  因此，她选择较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