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自然》杂志报道，如果将“学术近亲繁殖率”定义为大学师资队伍中本校毕业生所占比例，用一个国家发表的论文量和论文被引量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研生产率，则发现，科研生产率与学术近亲繁殖率呈负相关。

 

一位著名数学家生前道出的遗憾耐人寻味：他曾把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留在身边工作，把成绩次一些的学生推荐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人中出了6位院士，而身边那些学生一个院士都没出。

 

有学者指出，“学术近亲繁殖”从内部摧毁了学术自由的根基，已成为我国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制约着学术的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在胡弼成看来，“学术近亲繁殖”虽然一方面容易导致一所高校或某一学科发展滞后，视野狭窄，更易形成一个排挤外来学术力量的团体，最极端时可能形成一个 “学霸”；但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形成一个相对高水平的学术团体，甚至产生“名师效应链”。他认为，“学术近亲繁殖”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驱使，而促使毕业直接留校的主要原因包括人才短缺、学科发展水平不高、某些人行使特权等。

 

葛剑雄表示：“‘学术近亲繁殖’不一定会造成学术水平低下，一所大学要形成一个好的学派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实证明选择优秀毕业生留校对学术传承是有好处的。”

 

陈武元也认为，留和不留都不应绝对化，关键是能否有一个允许学术自由的环境。作为例证，确有一些在本校读书并任教的教师成长为杰出人才。他介绍了厦大最著名的两对“父子兵”：第一对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和其子潘世墨教授，均从厦门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均曾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第二对是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田昭武院士和其子田中群院士，同样均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当然，他们都曾在国内外其他大学学习或工作过。

 

胡弼成说：“在我的印象中，学生毕业选择符合和满足自己需要的工作，才是最有动力的，也会使人发展得更好。并不能对留校与否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