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高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在一般人眼中，大学老师应该是“知识水平高、经济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三高”群体，然而事实上，身处于象牙塔内的高校青年教师却面临着人们不了解的困惑和艰辛。 

   一位高校老师的困境:在学术研究和生存压力中挣扎

   34岁的林方(化名)在最近的一次副教授职称评定中失利，原因是他在留校任教的3年里，教学虽然成绩突出，但由于科研成果与其他候选者相比不具优势，最终落选。林方非常受挫，同时又有很多无奈和心酸。

   林方，国内知名大学工科博士毕业，因为博士期间成果突出而获得留校任教机会。“选择留校，一方面是因为对科研工作的兴趣，另一方面是认为在高校任教工作体面、收入不错。”但现实与他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

   林方告诉记者，他的日常工作主要包含几个部分:一是，所在课题组负责人(通常被称为“老板”)分配的工作，包括课题相关的科研任务，以及给“老板”带的硕士生修改论文、选课、答疑。二是，学校安排的工作，包括一定课时的教学任务，还有学校的各项评估考核等。“这些工作虽不难，却很耗时。比如教学，为了上好一堂课，可能你需要一周的时间来备课。而一到评估、考核的时候，可能一整天都得耗在上面。”三是自我提升，包括参加学术活动、自主研究，对于青年教师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既关系到职业长期发展，也影响教学质量。但是这部分工作短期内不能产生效益，反而需要经费的支持。“受现有的评价机制所限，没有经验缺乏资历的青年老师很难独立申请课题，因此得通过给老板干活或者承担教学任务，获取经费用于自我提升、独立科研。”林方无奈地表示:“但是我所面临的困境是，做这两项工作占据了太多的时间，自己独立科研的时间非常有限，没有独立科研成果，便无法通过职称评测；如果放弃给老板干活或者教学任务完不成，相当于切断了科研经费和家庭收入来源。”

   在科研、教学和经济的三重压力下，林方尚未找到突破之道，首次参评副教授失利后，对未来的生活和职业发展，林方倍感焦虑和迷茫，“现在高校的政策是‘非升即走’，5年内再不能评上副教授，就只能离职。”

   在工作之外，林方能留给家庭的时间少得可怜，“每天都很忙，可一年到头能贡献给家里的工资不到4万元，家庭事务还多亏妻子打理，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自己和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是对于这个未来，我越发不确信。”

   林方的困境是当下许多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缩影。

   对外经贸大学教师廉思曾经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他带领自己的团队通过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5138名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方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今天的高校青年教师，当他们经过20来年的苦读‘修成正果’拿到学位，又在与同龄人竞争中获胜，争取到一个大学教职时，他们中很多人却发现自己面临比原来更大的压力：外部的、内部的，同龄人的、隔代人的，学生的、老教师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兼职收入，这些本身并没有关系的词语，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在《报告》中，廉思研究团队这样描述像林方一样的“70后”、“80后”高校青年教师们的生存现状。

   廉思将高校青年教师比作“工蜂”。“‘工蜂’，契合了现在青年知识分子勤劳的特点。工蜂一生都在采蜜，而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工作。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知识分子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廉思如此解释。

   报告显示，有72.3%的受访者和林方一样认为工作“压力大”。最大的压力来自于科研，根据调查，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与此同时，“工蜂族”用于科研的时间又被教学、给大老板干活、教学任务、学校评估等所挤压。7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廉思举例说，“没有行政工作的老师，一般是3成时间教学，7成时间科研，而7成的科研时间里真正用于与科研直接相关的工作时间不到一半，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写标书、填表格、凑发票’”。

   再看看老师们的职业发展，职称和晋升都与论文发表和课题项目挂钩，但是我们的学术评审机制却并不青睐青年老师。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都向精英和大腕靠拢，青年教师即使是实际研究主力，却很难担纲重大课题，独立署名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也很难。报告显示，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