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在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中，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原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现任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也不例外。

 

对于校领导退席学术委员会，社会和媒体几乎都以“迈出了‘去行政化’第一步”而加以赞誉。在当前高等学校逐步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大力提倡学术独立的前提下，复旦大学在探索大学精神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复旦学术委员将如何行使“最高学术审议机构”的职权，如何求出“行政与教学分离”的方程解？

 

 

7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开始并不同意担任复旦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但最终她又同意了。原因是，她听说这次自己是被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而且，她觉得“这次的学术委员会可能真的要发挥学术上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挂名的”。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教授治学就是治理学术，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在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前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换届工作小组组长王迅介绍说。

 

重组学术委员会成员班子，王迅是积极推动者。“我这届学术委员会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10年底，只开过两次会，其中一次还是去年10月份的委员换届会议。按照规定，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只有4年，可我这个委员已经担任了10年！”王迅一直对多年来没有实现制度化运作的学术委员会非常担忧，要改变这一状况，改革是必由之路。

 

外界的焦点是新委员会名单的变化——43位委员无一校领导。其下设的5个学术分委员会也不再设主任，只设组长和副组长。因为“设了主任或者副主任，听上去就和行政级别挂了钩。如果只有组长，当选者连印在名片上都不好意思吧。”王迅说。

 

“校领导不能在校学术委员会任职，必须把学术委员会还给学校的教授们”，复旦校长杨玉良在去年年底就已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这一立场。

 

不过比“谁不在里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里面的人”能做什么。在新修订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里，第一次将学术委员会明确为学校的“最高学术审议机构”。

 

联系起长久以来学术委员会在大学的尴尬地位，复旦学术委员会新章程里的“最高”两字意义深远。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但对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并未明确。

 

而在现实中，学术委员会在高校中多定位为“学术审议机构”“咨询机构”， 并由校长领导，不见“最高”二字。没有独立运作机制、听命行政安排，学术委员会渐渐沦为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

 

不破，则不立。重新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章程中的废话、官话和套话都删除，首当其冲就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学术委员会要考虑的是如何营造一个自由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学术创新、维护学术规范，这与是否建设一流大学无关。

 

新章程还删去了“在校长领导下开展工作”“本章程解释权在校长办公会议”等条文，并规定在任的校党政领导成员不参加校学术委员会。

 

被删改的还有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条件。过去，章程给成员身份划了等级，同样是教授，但有院士、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江学者等区别。在新章程里，当选条件只有一个，即现在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教师。

 

制度性框架搭建好了，学术委员会可以重装上阵。“有些学校的院士认为我们抛开行政是做不好的，他们以为我们就是独立门户，自搞一套。有些事不要看表面现象，要看做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先要做给大家看。”闻玉梅说，“学术委员会应该主动发出更多声音，学校的行政方面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如果反对，完全可以把反对的原因摊开来讲。多方互补，这才有利于大学的发展。真理越辩越明，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复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闻玉梅表示新一届的学术委员会将“不做泥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