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刺痛着中国的教育现状，而“行政化”的高校管理体制无疑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大学的管理人员官员化，大学用行政的思维和手段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高

 

校考核教师越来越像考核GDP：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整个环节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学术自由和学术精神自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行政化使大学多了顺从的奴性，扼杀了大学的自由精神与创造性。

 

对于大学，行政要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不是管理，更不是管头管脚。“我们的学校都是靠行政权力治校，下级服从上级。教授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于是产生了大学不去竞争学术好，而是崇尚权力大、地位高的校园文化。在这种氛围中，学术就萎缩了。”原中科大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一语戳破高校“行政化”的弊病。行政思维主导着大学，大学所真正需要具备的精神和本质日趋没落。

 

“领导退席”曾引起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大步。也有人提出，校领导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水平完全够格的人选，“一刀切”有矫枉过正、浪费人才的危险。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那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一所大学不以育人为本，那么大学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学术既不需要行政来干涉，也不需要民主来决策，因为学术不是依靠行政领导发布指令来进行管理的，学术也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发展目标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必须保持独立，思想必须保持自由。这样，一所大学才能有发展的前景。”杨玉良说。

 

作为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耶鲁大学是美国“教授治校”的典型，“耶鲁教授做主”成为它的最大特色。耶鲁设立文理科教授会，而且耶鲁的每个学院都有教授会。教授会有权制定学院的教育政策，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工作，监督大学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向院长推荐系主任人选。

 

教授治校的传统使耶鲁形成了学术自主、中立、自由的良好风气。在耶鲁，教授就是学校的主人，既是管理者，也是教学者、研究者。这种教授治校的传统使耶鲁没有庞大的脱离教学的行政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的行政大楼。

 

“我们是选出来的，就要尽职尽责。”在闻玉梅看来，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就要有三个“观”：“一是良好的道德观，特别是科学道德观。二是全面观。现在的教授都喜欢把自己的专业说得非常重要，好抢钱、抢人、抢地方，这样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第三要有可持续发展观，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是说我这一任做三年，要做出什么成绩来，而是应该推动整个学校、整个中国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对学校，对全体的师生员工，你的责任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