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名教授或因自己、或因自己所教学生出现抄袭剽窃行为，受到程度不一的内部处分。但笔者注意到，以上处罚更类似于一种学术处罚——已到退休年龄的参与抄袭的某教授不再续聘、撤销其所撰写的教材、申报的课题（包括资助的经费）追加处理。博士后剽窃他人图片指导教师两年不准再招生，信息学院副院长因弟子抄袭被暂停招生资格。

 

学术处罚是“就事论事”，对以上三位教授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性质认定，然后根据其危害程度给予相应的处分，但哪怕是“建议学校同意G教授辞去信息学院副院长职务的请求”的处罚，也不过是教授们的学术权力进行部分剥夺，再附加上一些道德批评（比如教导全校师生引以为戒），整个处罚体系到此就戛然而止。

 

正如许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地指出，剽窃、抄袭、伪造学历等行为属于典型的学术腐败，其危害不用多说。尤其是在一些掌握大量资源的中高层人士（比如教授、博导乃至学校领导）身上，学术腐败就是利用手中职权，将学术当作商品交易和贩卖，并且“出售”的还是劣质商品。如果不建设严厉而完善的处罚体系，个体堕落就会异化为集团腐败，纯粹的学术机构就变成商业牟利中心。

 

国外许多学术界人士将自己的名誉和信誉看得与自己的生命等同，不仅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学术成就建立在信誉基础之上，更来自于破坏信誉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制度威慑。从已经披露的国外一些学术腐败事件来看，一旦出现经举报的学术腐败事件，学校内部自然要建立追查事件真相的调查委员会，而政府相关机构适当介入，同时媒介舆论也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外围调查监督，由此形成内外全面系统的综合调查，从而形成客观公正的第三方仲裁，避免内部管理自查自纠的多重弊端。

 

韩国前首席科学家黄禹锡因为涉嫌伪造研究成果、滥用公款，被当局起诉他滥用300万美元研究经费，如果罪名成立，至少要判监三年。对于曾经走上神坛的黄禹锡，韩国政府不仅将其彻底驱逐出学术界，并且毫不留情地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他们明白：“保护”了一个黄禹锡，可能会有千百个“黄禹锡”冒出来！

 

秉承之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对我国出现的学术腐败要有一个查一个”的讲话精神，笔者建议，应当以复旦大学教授涉嫌剽窃事件为契机，教育主管部门一查到底，对其行为是否涉嫌刑事犯罪，予以调查并大白于天下，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应依法提请执法机关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