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4日，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京联合召开“第六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会议研讨了新形势下大学出版社发展之路。以下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就“学术出版与大学资源间的关系”进行的发言：

 

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天职。学术水平是大学实力的本质体现。20世纪，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各出版机构的兴盛，都有大学作为背景，为今天的大学出版社坚守学术出版话题提供了典范。我想阐述的话题是：认识学术出版与大学资源间的关系。

 

 

 

现代学术发展有两大趋势：其一，各国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学进行，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其大学系统的学术生产力和学术创新能力；其二，现代国际学术中心要由一批优秀大学共同组成，因为优秀大学需要在一定的组织种群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研判：一，大学已经成为知识积累、传承和创新的高地，其学术研究与国家目标紧密相联。二，这是一个“合争”的时代，竞争越激烈，越需要合作。因此，强调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学术出版的选题也面临多方结合，例如，经典学术品牌与学术创新、前沿探索，单一学科专深研究与跨学科综合研究，引进国外学术成果与国内学者原创，基础理论研究与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意识，等等。在这个“合争”时代，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差异与竞争、协调与合作，主动加盟大学创新主体性质的各种学术共同体，集成学术创新的要素，有效地挖掘出版资源。

 

 

 

全球范围内，学术人力资源的供应被列为一国竞争优势的战略问题考虑。据统计，世界顶尖学术刊物《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论文的第一作者有2/3来自大学；诺贝尔奖中，3/4的获得者是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中，80%就职于高校：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和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60%以上来自大学。这里我们关注作为学术著作作者的个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精英+名士”型的，以文化和社会使命作为追求价值。随着学术职业化、社会化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重新审视和处理个体与社会、学术与传播等一系列关系，往往存在矛盾的、复杂的心态。

 

参加学术研讨会，密切与学者交往，加深对学者本人能力、贡献和价值取向的了解，加深对他们的研究动向的了解，从源头上确保学术质量，对于今天的学术出版来说，变得超乎寻常的重要。

 

 

 

从学术发展的需求出发，我们需要更加多元地重新设定学术出版的价值目标。其一，打造新的产业链及价值链，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和多媒体的学术出版系统，让大学社不仅成为教材和学术的出版基地，也成为教学和研究资源的服务基地，实现教育、学术出版的立体化、网络化和系列化。其二，关于学术出版的传统理念需要适当更新，学术著作体现学术探索的最新成果、最新形式和方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意义。大众学术读物则是广泛的通识教育，总览某一特定学科领域的前沿，是学术成果的转型。二者都可成为学术出版的精品，区别只在于设定的受众不同，媒介传播的潜质不同，就学术质量而言，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

 

 

 

因为无形，所以常被忽略。科学精神是对真理的追求，对创新的尊重，体现为严谨缜密的方法，普遍性的原则。体现在出版之中，就是尊重学术规律、教育规律、文化规律，通过出版创新来增值。落实在两个方面：其一，学术出版的真正实力，不在于规模的扩张，而在于特色和水平。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有句名言：做“科学第二”没有意义。对学术出版而言，低水平重复没有意义，专业化比规模化更加重要。其二，学术出版要求信息的科学、权威、可靠、规范，科学精神缺失的学术出版，会降低学术价值、出版价值。要让学术出版成为优质品牌，合理的专家评审机制能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聘请大学的学者担任学术顾问，请他们为学术出版提供信息和建议，参与研究和制定学术出版的战略，推荐并鉴定重大学术选题，并为编辑提供学术培训。

 

 

 

其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大学推到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地带，大学也成为国际多轨外交的重要平台。大学教育的全球视野、尊重差异的开放心态、国际化的标准，可以提升学术出版的境界。其二，“走出去”战略的推动。全球化已与大众化、多样化和优质化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教育专家认为，大学正打破国界，以国际交流与合作汇集成为一所全球大学。从以下几个数据可窥一斑：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06.7万人，成为世界上在国外上大学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留学生占全球总数的14%；来华留学人员累计已达30多万人，每年有1.5万名外国文教专家受聘中国；预计今后15至20年内，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国际学术中心。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如此的大规模、高规格，势必产生“鲶鱼效应”，增强大学的国际竞争意识，在交流中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可为中国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提供机会，也可为输出中国学术、创建学术图书的国际品牌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