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朱学勤的代表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外，2月6日，方舟子又在其博客上发表了朱学勤另外一部著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涉嫌抄袭的证据。这篇署名为明月族人的文章中指出，“朱学勤这部‘巨著’，是彻头彻尾的水货，本质上只是另一本书的抄袭和缩写而已。而这另一本书，就是早它十多年出版的沈福伟教授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沈书中包括了中国和印度、波斯及西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朱学勤将这些都删去，挑出专讲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部分，略加改写，就当成了自己的创作。”

 

截至记者发稿，方舟子要求重审的举报信已发出一个月的时间，而复旦大学方面却并未给出任何公开回应，也并没有任何准备启动重审的动向。而对于朱学勤另一部代表作《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的指责，朱学勤本人和复旦大学也均未发表任何意见。

 

在中国学术界，“抄袭”也许就像是长在脸上的一颗痣，一开始看，觉得别扭，不过看的久了，也就习惯了。但习惯的，却并不一定都是对的。一个方舟子自然无法代表权威，一个势单力薄的“打假卫士”自然也无法拔掉“学术造假”这颗毒瘤，那么学术的真伪到底该由谁来辨别，一旦发生学术造假又该向什么部门举报呢？

 

记者首先致电教育部社科司，接线的女士很不耐烦地告诉记者，学术论文抄袭这事儿不归教育部管，只归各高校管。虽说各高校都处在寒假期间，记者并没有联系到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但“学术抄袭只归各高校分管”的说法还是让人难免有些疑惑，如若做账的和审计的出自同一个部门，执法的和监督的出自同一个机构，那么公信力何在，其威信又何在？

 

据了解，我国早在2006年便成立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简称“学风委”），该委员会由1位主任委员、6位副主任委员、20余位委员共同组成，并将在某校设立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根据《章程》规定，“学风委”将承担制定规范性文件，包括学术规范实施细则、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等。针对典型学风案例，将由“学风委”组织学科专家调查研究，进行专家鉴定，召开听证会，在此基础上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单位参考。

 

另外，“学风委”应主动关注“学术造假”等相关事件，作为常设机构，应与各高校保持密切联系，接受来自学界关于各种学术事件的检举。遇到重大学术不端案例，来自该校的“学风委”委员需回避，“学风委”将在第一时间组织相关学科委员及学界的其他知名专家进行调查、研究和鉴定。以此为基础，做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在《学风委通讯》或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学风委”的意见或建议。

 

当年，“学风委”的成立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学术抄袭”的一根救命稻草，然而5年过去了，“学术抄袭”之风却不降反升，救命的稻草不但没救了命，就连自己也几乎是名存实亡了。如果说“学风委”的成立旨在打击“学术造假”，那么它至少也该有个平台接受监督与检举，然而记者在网络上不但搜索不到该委员会的官方网址，就连联系方式、工作地址也无从查询，而所有关于“学风委”的新闻也都像是例行公事的文件，没有发自“打假”前线的报道，更没有对“抄袭”事件的表态。

 

既然是一个维护学术纯净，打击学术造假的组织，却没有任何接受监督、检举的平台，而且还隐匿得如此之深，着实让人费解。

 

记者再次致电教育部，试图寻找这个“维护学术纯净”的组织，了解“学术抄袭”的界定，新闻办要求记者联系教育部督导办，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但督导办却向记者表示，没有听说过“学风委”，也不负责“学术抄袭”的事情，不能提供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随后记者再次致电教育部新闻办，接线员表示如果督导办说没有“学风委”，那就是没有这个部门。在记者表示网络上可以查到“学风委”的信息之后，电话另一端沉默了很久，并最终要求记者去社科司问问看。